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可能会下降，消费仍然是重点，要转换通过补贴生产来刺激需求的思路，直接从消费入手，建议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以促进消费。
12月8日至10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，会议总结了2021年经济工作，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，为下一步的中国经济锚定了前行的方向。
中国经济未来的机会与变量在哪里？怎样“稳”与“进”，如何“破”与“立”？关于2022，许多答案等待揭晓。
岁末年初，新京报贝壳财经推出《看2022》，我们对话了16位各领域专家，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键词，谈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观点和判断。
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、稳中求进，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，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，政策发力适当靠前。如何评价2021年的经济形势？202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回归高质量增长？围绕这些问题，新京报贝壳财经对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进行了专访。
姚洋指出，我国今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与防疫政策导致的消费下行、房地产监管政策、环保减排政策导致的用电紧张有关，即便如此，2021全年的经济增速应该在8.3%-8.5%之间，仍然是较快的增长。对于2022年的经济走势，姚洋认为，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可能会下降，消费仍然是重点，要转换通过补贴生产来刺激需求的思路，直接从消费入手，建议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以促进消费。
“中国滞胀论”没有依据全年8%的增速能保证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.8%，两年平均增长5.2%，比上半年两年平均增速回落0.1个百分点。第三季度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是什么？
姚洋：今年我国的经济出现了类似“倒U型”的变化，上半年的经济恢复相当不错，各项指标表现都比较好。下半年经济增速开始回落，有三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防疫力度加大。我国很快就要举办冬奥会，是一项非常大的国际体育赛事，在防疫方面不得有失，所以防疫的力度比去年大大加强。我觉得这是必要的措施，但是增加防疫措施对于消费的影响比较大，因为很多消费场景和人的流动相关，如果大家的流动受到限制，消费自然就会下降。
第二个原因是从下半年开始，我国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一些整顿。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之一，另一个推动力是出口。但是房地产的增长也产生了一些问题，市场开始过热，有些地方的房价涨得太快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调控政策，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相当大。下半年以来，很多城市的土地都出现了流拍，体现出房地产公司对未来前景不那么看好，我们也看到房价稳中有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就会变弱。
展开全文第三方面的原因是环保减排措施对经济有所影响。在过去一段时间中，中国用电增长速度下降，对煤炭的需求增速也下降，煤炭又是高污染的一个行业，所以在环保减排要求下，过去一些年国家对煤矿的产出有所限制。今年上半年以来，我国用电量增长非常快，即使是和2019年相比也增加了15%以上，电力需求的增长会拉动煤炭需求的增长，但是煤炭产能由于受到控制不能立刻提高，所以造成了用电的紧张、能源的紧张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认为2021年全年经济增速会在什么水平？
姚洋：今年的增长速度应该在8.3%-8.5%之间。前三个季度GDP增速是9.8%，贡献出的全年增速应该在7.35%左右，所以只要第四季度保证4%的增长，那全年增速就会到8.35%。即使低一些，8.0%的增速应该也能保证，所以2021全年的经济增长并不差。
有些人说我国已经出现了滞胀，这种说法没有多少根据。哪怕是按照第三季度的增长速度，4.9%，也不能说慢，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另一方面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超过2%。所以我国既没有“滞”，也没有“胀”，中国经济出现滞胀这种说法，是子虚乌有。
明年出口增速会下降，但中间品出口增速会提升
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上升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预计2022年经济增速将会在什么水平？
姚洋：我估计明年的增长率应该在5.5%-6%左右。总体而言，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来的稳增长要求来执行，明年的经济增长不会是一个大的问题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我国从疫情中恢复得比较快，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，到现在仍保持高位增长。随着疫苗的普及和海外疫情缓解，各国经济逐步复苏，2022年我国出口是否面临下行压力？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不会下降？
姚洋：2021年全年中国出口的增速可能会达到30%，这意味着，出口拉动GDP增长可能在3-3.5个百分点，这是非常大的，将近40%的贡献率。
2022年，我们不能期待出口还有30%的增长，因为今年的基数已经非常大了，但是我估计，明年出口再增长10%-15%应该没有问题。
很多人都说，中国出口增长快，是因为中国先复苏，其他地方需要中国产品，等其他地方一恢复生产就不需要中国的产品了。我觉得这个理由不充分。事实上，今年下半年以来，欧洲和美国基本上已经完全开放了，NBA几乎满座，防控方面的限制已经比较少了。欧美的经济也在复苏，有一句英语谚语叫做“a rising tide lifts all the boats”，意思就是水涨船高，欧美经济复苏后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如果说过去这一年半，海外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增加主要集中在消费品，那么未来海外经济复苏后，对中国的中间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。所以，明年中国消费品的出口增速或许会下降，但是中间品出口增速会提升，综合来看，明年的出口增速会下降，但是也不会下降太多，降到个位数是没有可能的。
如果按照15%的出口增速计算，出口对明年经济增长的拉动仍然在1.5-2个百分点，贡献率还有30%左右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认为消费和投资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会是一个怎样的比例？
姚洋：这很难说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70%以上，我估计明年达不到这个水平，要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年景，还需要时间。但是明年消费的贡献率应该可以达到50%，投资贡献率在20%左右。
相对于疫情之前，消费的贡献率还是稍微低一点，投资也稍微低了一点，出口还是相对较高。因为以前我国出口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就已经极低了，在正常年份我国的出口增速都在个位数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从长期来看，出口对于经济的贡献率会一直保持下行的趋势吗？
姚洋：这是肯定的。如果恢复正常的话，我国的出口增速不应该超过7%。因为中国的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，中国出口引领世界已经20年了。世界的出口平均增速大概就是7%，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，出口增速超过世界平均增速是不可持续的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说的7%是一个长期的水平吗？出口增速降到7%之后，就会维持在这个水平？
姚洋：甚至更低。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出口国，而且经济在逐渐走向成熟。出口不可能永远以那么快的速度增长，这不太符合经济学原理，因为经济规律中有一个负反馈机制，任何经济的力量都有一个负反馈的力量来制衡它，让它不能无限增长下去。中国的负反馈机制包括，中国的产品会变得越来越昂贵，出口需求量会减少；还有，国内消费会上升，出口产品的占比会下降。不仅中国的出口在世界出口中的占比会下降，出口在国内GDP中的占比也会下降，其实过去一直在下降，除了疫情后的这一年半时间。历史上最高峰时期，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5%，现在是17%，今年可能又提高了一点，但是总体的趋势应该还是下降。
要提振消费，建议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
可利用数字人民币实现精准发放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疫情发生以来，消费的恢复一直不及预期。除了冬奥会引发防疫力度加强之外，消费复苏缓慢的原因还有什么？提振消费应从哪里入手？
姚洋：消费疲软还有一个原因是就业质量还没有恢复。即使是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复苏比较好的时候，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没有赶上GDP增长的速度。因此，消费的疲软也有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。即使明年经济好转，恐怕消费仍然是“拖后腿”的部分，特别是上半年。
要提振消费，建议政府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现金补贴。去年开始，有些城市发放了消费券，消费券实际上是一种打折券，还是以供给为主导的，就是通过刺激供给来促进消费。打折券是和一定的商品挂钩的，如果一个家庭不需要这种商品，这个打折券就没意义了。
现在看来，政府促进消费的思路还是以促进供给来增加就业，然后刺激需求。国内经济是个闭环，在短期内，国内的生产量要等于国内的需求量。国内的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，投资取决于生产未来的前景，如果生产者对未来生产的期望比较低，那么投资不可能提升。
但消费不一样，消费可以立即地刺激。相较而言，消费更多与当前的收入、当前的需求相关。我们看到，很明显现在国内需求不足，企业的开工率不到80%，国内需求远远小于国内的供给能力。投资又不能很快拉动起来，就得从消费入手。现在我们有数字货币，可以给低收入人群发数字货币，不用就作废了，而且也不能转让，所以必须去消费。
假设低收入人群有6亿人，每人发1000元，总共是六千亿元。六千亿是个大数，但是每年政府发行国债的金额达到七八万亿元，六千亿相较于此就是个小数。地方政府每年投资的金额也有两三万亿。投资虽然能拉动国内的需求，但是浪费也极大，还不如直接把钱给老百姓，让老百姓增加消费，这是拉动国内需求非常直接的一个办法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给低收入人群补贴的钱是从地方政府的财政里面出，还是说中央政府有一定的转移支付？
姚洋：发债，从中央国债和地方国债里拿出一部分来发。去年的消费券是各个城市自己发，地方财力有限，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去刺激消费，所以做不大，只能靠发债。
中国的储蓄很多，有一些高收入的人还找不到好的投资渠道，国债比较稳定，利率也不低，有很多人想买，这刚好是一种空间和时间上的收入转移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这样需要担心宏观杠杆率提升吗？
姚洋：不用，只是把一些本来要放到投资里的钱，放到消费那一边。政府不用多花钱，借债也不用增加，只不过是从原来的资金里切出一部分来直接发给老百姓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补贴低收入人群是不是还是一个相对短期的措施？长期的措施有哪些？
姚洋：短期它是有用的，长期也有用。长期来说，消费还是取决于收入，收入又取决于就业。现在的政策是想直接去补贴这些生产单位，让他们增加就业，这是不太可能的。一个企业的东西卖不出去，给他再多的补贴，让他去招工人，他也不会去招，招了工人对他来说是个负担，给的补贴又不能把工人的成本补足，企业自己还得掏钱。还有些政策是想通过降低利率给企业放贷，让企业去生产，但是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，还要背上债务，企业不会干的。所以，政府的政策要认清什么是“执牛耳者”，现在的“执牛耳者”就是国内消费，不能再用老办法，通过补贴生产来刺激需求。
这大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。我们总是特别重视生产，特别轻视消费。一说到要促进内需就一定是增加投资，一说直接补贴消费者，可能就会说是在“养懒人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从中央到地方要改变思路，不要一听到给老百姓发现钱，帮助老百姓提高消费，就是“养懒人”，就是浪费钱，这个观念一定得改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国提出共同富裕，是不是也有你说的这方面考虑，提高大家的普遍收入水平，其实也有一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。
姚洋：共同富裕是长期的，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能力，对已经参加工作的人要提供培训，对没有参加工作的人要提供教育，这些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。
我觉得反过来看，现在的一些短期动作，比如给老百姓发现金，本身就是共同富裕的一部分。因为低收入者在疫情中受到的损害是最大的，发点钱补贴他们的收入，就是共同富裕。通过刺激消费，又刺激了就业，又可以带来收入增长，这些其实都是较低收入者受益更大。
在任何国家，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者的影响都要远远高于对高收入者的影响，疫情更是如此。我们的政策发力一定要精准，要到位，对准那些受影响最大的人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你刚刚提到的操作方式是发放数字人民币，技术可以帮助实现政策的精准度。
姚洋：对，现在中国的AI、电子化走在世界前列，数字人民币是一种电子符号，还可以打各种标签。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手机，没有手机的亲戚也有，所以可以直接把钱打到他手机上，还可以规定时限，三个月内必须花掉，花不掉就作废了。数字货币有这个好处，非常精准，非常方便。
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规律要有敬畏之心
政策要发展出租房，不能以每家每户有自有住房为目标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通常促进经济增长一个最常见的手段就是刺激房地产。我们是否需要担心明年为了刺激经济又来一轮房地产的刺激，然后又导致新一轮的泡沫？
姚洋：我觉得，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认识一直在左右摇摆。一方面，地方政府非常明白，在关键时刻房地产对于地方经济来说至关重要，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本地的房价下跌，因为房地产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，而且房地产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地方经济的晴雨表，房价一下跌别人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经济不行。另一方面，中央层面又不能让房价涨得太快，普通老百姓会承受不起。
关于房地产，首先要转变一个基本观念，政府不能承诺每家每户都有自有住房。想要让每家每户都有自有住房是做不到的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做到，很多国家都试过，包括美国，都失败了。政府压抑房价，最后发现只能压在半截。包括我们的保障性住房、经济适用房，最后不是低收入者买的，仍然是中等收入阶层买了。所以我们的政策不应该以每家每户都拥有自有住房为目标。其实这个观点我们早在20年前就提出过。
最好的模式应该是新加坡的模式。一方面放开商业性住宅，同时管住政府提供的住宅，要有“mean test”，就是规定收入低到多少才能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；另一方面，大规模新建出租房。除了中间的一两年时间，我国一直没有鼓励建出租房的政策。我们一边说房价太高，另一边地方政府又拼命建商品住房，一看房价又要高了，要控，这一控就严控，到最后房地产企业干脆不干了，让土地流拍。
对房地产这个行业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房地产业最应该作为“小鲜”来烹，不要大开大合，政策一来就一刀切下去，把水龙头都给拧死了，就断流了，那经济就没办法运行了。
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规律要有敬畏之心。如果给政府提个醒，明年房地产业要缓慢地开放，不要一开就全开了，不要像上一轮一样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居民买房，没有首付就给过桥贷款，让居民的杠杆率变成无限大。企业其实最担心的不是没有政策支持，而是担心政策变化太大太快，企业无所适从。政府出台政策一定要三思而后行，稳最重要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我比较关心你提出的“政府不能承诺每家每户都有自有住宅”这一点，低收入人群买不起住宅，所以他们的选择是去租廉租房，对吗？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地方政府多建廉租房。但是现在地方政府之所以没有这么做，很大一个原因是房地产在地方经济和地方收入中的巨大作用。那么如何去激励地方政府多建廉租房？
姚洋：是，在现在地价这么贵的情况下，再去建廉租房，对地方政府来说成本太高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，比如，开发商开发一块土地，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他，有一部分是用来建商品房，有一部分就是用于出租房，然后开发商自己决定这块地要不要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只是规定土地的用途必须有一部分是出租，地价是保持不变的吗？
姚洋：地价让市场来决定，现在土地也都是拍卖。以后还是拍卖，但政府明确地告诉开发商，必须拿出多少土地来建出租房，也不一定是廉租房。市场会去平衡价格的，不要去做计划。有些地方地段比较好，开发商就可以做成高档公寓出租，年轻人愿意租。收入没那么高的地方，开发商就会去建相对便宜的出租房。要相信市场会做调节，而且市场的调节比政府的计划要好，政府只需要定下一个规则。
具体出租房的比例要看各地的情景，如果是无房户比较多的地方，可以规定拿出一半的土地来建出租房，另一半卖商品房，商品房价格多高不用管。
现在的政策，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保护了富人，不利于穷人。现在让房价停在那里，也只有富人能买，普通家庭购房会很吃力，最后还是较高收入的人得利。还不如让商品房的房价自然上涨，刚好就补贴了那些出租的房子。
要警惕新一轮投资热潮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高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今年整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是在不断回落，明年基建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
姚洋：我们看到，去年和今年基建投资给的额度都非常大，但事实上地方政府投资基建的热情在下降，去年到年底的时候，很多地方政府没有把额度用完。
中央层面需要看到，地方政府为什么现在没有投资热情。因为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去负债、去投资，另一方面又要地方政府严控债务，二者显然是矛盾的，地方政府怎么办？以前投资机会多，现在投资机会也少了，对债务的追责力度又上去了，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就下降了。投资最终要提高消费，链条非常长，我们可以直接刺激消费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传统的基建以“铁工机”为代表，主要是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。我们现在也经常在提城市圈建设，如果城市圈内交通更加畅通，相邻的城市之间建起高铁或者高速公路，是否可能促进整个城市圈的消费？能否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的消费？
姚洋：这个效果刚好是相反的。诺奖得主Paul Krugman主要的贡献之一在于经济地理学，他的一个重要理论是，当两个城市之间的交通更发达，经济活动会更向中心城区集中。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，比如成渝城市圈，过去十年成都和重庆越来越大，人口、GDP都在增加，因为有虹吸效应，但是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那些中小城市就受到抑制。高铁、高速路修得越多，经济活动越集中到大城市，因为大城市有规模经济。所以不能靠搞经济圈全面刺激消费，这要看中心城市的消费增长和三四线城市的消费下降相比较，哪个更大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财政政策是比较强调的，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的强度，加快支出的进度。你认为明年的财政政策在数量和结构方面会发生什么变化？赤字率会在什么样的水平？
姚洋：赤字率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，或者跟今年持平。政府发的债已经足够多了，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地方政府不愿意投资。
我担心，如果按照目前的思路，明年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又会提高。去年开始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已经大规模增加。地方政府没有资金，再要去投资怎么办？那就只好再到市场上去借债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
投资和消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，投资可能是个无底洞，资金不够，国债不能借了，就到市场上去借商业性债务，商业性债务又很贵，利率在7%、9%，甚至超过10%，这不是饮鸩止渴吗？根本还不上。现在40%多的城投债在发债的时候就明确说是借新还旧，这是个金融奇观。投资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去买这种债券，借新债还旧债明摆着是还不上的，为什么大家还愿意去买？因为这个债券有政府的背书，顶多最后让中央政府兜底，像以前一样再来一轮债务置换，反正不能让它变成坏账。这样是不行的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所以，一方面要加快投资，另一方面又要地方政府遏制新增的隐性债务，这两方是不能兼顾平衡的？
姚洋：绝对不可能。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中央政府要地方政府投资，就给他投资需要的钱，让地方政府借显性的债务，就是地方性国债的额度提高一些，地方政府要多少，就提方案，让全国人大批。批完之后，因为这是显性债务，永远是地方政府的责任，必须拿未来的税收来还。
在市场上借债，地方政府就会变得非常机会主义。显性债务不一样，地方政府借了之后永远是这个城市的债务，逃不掉，必须拿税收还。如果真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要让地方政府投资，就要承认这些债务，借显性债务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重投资是否与考核机制有关？
姚洋：过去不审债务，但现在不行了，现在债务指标是考察地方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下降，因为债务太大会影响地方干部的升迁。
中国仍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值得投资的地方
明年年中可以期待我国的防疫政策放松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。你认为明年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会收紧还是进一步宽松？
姚洋：不一定是宽松，但是会适度。有一个问题是美联储在加快taper，加快收紧的步伐，造成了美元的升值，资金回流美国，人民币相对就会贬值。中国的货币政策会考虑这个因素，还是会和美国的宏观政策之间有一些协调，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太可能超级宽松。
另一方面，所谓的货币政策要精准，要支持小微企业，其中有一定问题。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年了，为什么这还是一个问题，是有原因的，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就是不划算。这也是过去重生产、轻消费的思路在起作用，要帮小微企业，就给他们提供贷款。小微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，经营得极其困难的时候，政府说给你贷款，让你渡过难关，那企业一想，没有顾客，还要借贷，最后还得还钱，他宁愿关张了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让老百姓去消费，消费刺激起来了，小微企业自然就活了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疫情发生后，部分国家从产业链安全性的角度提出制造业回流，把国外的企业撤回到国内，在这样的产业链调整过程中，我国如何去应对？
姚洋：这是个迷思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全球产业链的调整。疫情刚发生的时候，有些国家提出产业链安全的问题，核心还是担心医疗物资太集中在中国，所以提出应该把一些医疗物资企业撤回到本国来，但最后事实上这也没有发生。中国没有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，疫情最紧张的那一段时间过去，情况就缓解了，那些国家发现买中国的医疗物资也没关系，所以现在没有国家提了。日本是真的出台了一些政策让企业回到国内，但是那些在中国经营的日本企业也没有把中国的生产基地撤掉，而是拿着本国的补贴，回到日本再办一个小工厂。
其实很简单，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值得投资的地方，今年中国是最大的外资吸收国。我最近见了一位美国朋友，他从南方一路走上来，和很多美国企业、欧洲企业进行交流，他说没有一家企业说要离开中国。没有人愿意放弃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，而且这个市场还在膨胀。所谓的世界产业链、价值链重组，是一个迷思，即使有一些调整也只会对中国有利的，而不是不利的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：我国坚持“动态清零”防疫政策对经济发展有何影响？
姚洋：为了确保冬奥会开好，不要有感染，目前这样的防疫措施还是必要的。但有些地方做得好，比较精准，有些地方比较混乱。一旦冬奥会开完，明年天气暖和之后，开放的可能性会提高。中国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80%以上，口服药也有望出来了，到了明年年中的时候，我们的防疫措施就可能会松动一些，甚至对于国际旅行的限制也会弱化。
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顾志娟 编辑 陈莉 校对 郭利